2020年6月，国际宇航联合会最高奖——“世界航天奖”揭晓，经中国宇航学会推荐和国际宇航联合会两轮投票表决，三位中国科学家获得2020年度奖项。这是国际宇航联合会创立70年以来，首次将这一奖项授予中国科学家。
荣获该奖项的三位中国科学家分别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于登云，嫦娥四号任务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孙泽洲。
三位科学家因为嫦娥四号任务的开创性贡献摘得奖项。嫦娥四号是我国发射的第5个月球探测器，于2019年1月3日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内。这是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着陆探测的航天器，填补了月球探测的空白，“到了一个人类从未去过的地方”。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于登云，邵阳绥宁人，1961年11月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1981年毕业于绥宁一中，同年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华中工学院（现16877太阳集团）机械与电子系，后转入力学系（现16877太阳集团），1985年大学毕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获固体力学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原航天航空部，1991年，被破格评为高工；1993年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十佳科技青年称号；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1995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994年起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1部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7月任501部常务副主任，国家863某专家组组长。2001年4月任东方红四号卫星大平台指挥，神舟飞船系列研制者之一及501部指挥；2001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专业技术部部长，院长助理，副院长，总工程师，中国东方红卫星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
“国际上越来越接纳中国和中国科学家”
1988年，于登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入航天系统，开启了他的航空人生。
在谈及获得世界航天奖时，于登云表示，“嫦娥四号确实为月球探测事业做出了贡献。嫦娥四号对月球背面首次近距离科学探测，取得了科研成果，外国同行觉得我们确实做出了贡献，因而给予了肯定。”
“这也反映了随着我国国力发展，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国际上越来越接纳中国和中国科学家。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人家觉得就应该给你这个奖，发自内心佩服你。”
“这个奖来自于大家一起做的事，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航天的进步，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这是中国能力的证明。”
“我们确实尽了很大努力，到了一个人类从未去过的地方，为科技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就我所知评奖时也有人反对，但还有其他那么多国家科学家赞同，说明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实事求是，对嫦娥四号任务的成果是认可的。”
“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未来路还很长。包括火星探测，我们还规划了木星探测、小行星探测、太阳系边际探测。中国越发展，我们越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跟国家实力和发展相衬的贡献。要做到这点，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随着我国整体发展，综合实力提升，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确实感到腰杆更直了，更有面儿了。
2014年我在国际宇航联合会做副主席，就有这个感觉。当时嫦娥三号任务成功了，感到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认为中国确实已经做到了绝大部分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不得不佩服，对我们很尊重。
“要学做‘微波炉’，虽然看不见火，但能很快把饭菜做熟”
1988年，于登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入航天系统。刚工作，他就赶上我国大力发展新一代卫星事业的难得机遇。
新型卫星的能源依赖于太阳能。太阳能的获取是依靠卫星上翅膀一样的太阳能帆板。于登云承担的正是与新型卫星研制密切相关的柔性振动与姿态耦合课题。通俗点说，就是帆板展开时的振动以及卫星姿态调节对卫星的影响。
这是新型卫星设计中的关键点之一，也是当时国内没有的设计先例。国外资料有限，大多保密。
“当时的联邦德国MBB公司开发了一款‘动力分析软件’，能满足应用需求。我方愿以600万马克的高价购买，但德方不肯提供。”于登云说，在当时月工资不到人民币100元的航天人眼里，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没有老师教，又没有足够的经费买现成的技术，问题解决不好，还会直接影响后续多项设计工作。“航天梦”的种子刚发芽，就遇到了凛冽的寒风。
“焦虑经常有，特别是遇到困难、想不出办法的时候。”于登云坦言，当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责任。
骨子里透着不服输的他，决定咬牙一搏，埋头下苦功夫。
课题设计中，需要进行大量数据运算。而于登云供职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最好的计算机是一台带着40个终端的VAX780计算机，内存总共就一兆。
为了得到一个数据，于登云经常是一大早上班，将编制好的程序输入计算机，并在边上注明“正在计算”。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得到结果。机器忙不过来时，就用纸和笔徒手进行公式推导、定性与定量分析。
“过程很痛苦，但苦中有乐。不断克服困难后，出来的成果影响很大，也令人满意。”凭着这股“吃得苦，霸得蛮”的韧劲，于登云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相关课题，达到了设计要求，一举赶上了国际领先水平。
同事李念滨说，中国航天任务密集、繁重，航天人都是实干派，而聪明勤奋的于登云是其中的典型。
“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好、最好的休息。”在于登云看来，时间是公平的，一个人重要的是行动，“要学做‘微波炉’，虽然看不见火，但能很快把饭菜做熟。”
“月球背面是一块从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
“登云步月”。这是于登云办公室里挂着的一幅字。嵌入名字，也昭示着他的“航天梦”种子长成了“探月梦”。
2008年9月，于登云开始担任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加快了自己追梦的步伐。
探测器登月是个风险极大的活。即便探月经验丰富的前苏联和美国，都是在失败多次后才成功的。
嫦娥三号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
“要保证做到登上月球以后万无一失，我们就必须在地面尽可能做到验证有效充分。”于登云介绍，探月工程科研团队建立了包括月表地形地貌模型、月尘模型在内的多个模型，并通过系统仿真进行初步分析与设计。他们还在西北沙漠中找到力学特性接近月球表面的沙子。
“试验时，参试人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内，有时夜里遇到沙尘暴，连头部都要裹得严严实实。即使这样，早晨起来，被子上、桌子上、地上全是沙子，足足能扫出半脸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三号总设计师孙泽洲记忆犹新。
困难一一被克服。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块从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登月困难更多，意义也更大。”到了剑指登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奔月”路上的挑战就更多了。于登云掰着手指，给记者数了数：距离更远，不能直接与地球通讯，一丁点可借鉴的资料也没有……
与此同时，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的月球背面，让嫦娥四号落地时摔跟头的概率大增。
要想顺利抵达“新家”，嫦娥四号软着陆地点必须选择相对平坦的好地段。好地段的光照也得适宜，既能保证嫦娥四号的能源供给，又不会在长时间月昼中让它“中暑”。
最终，最具科学意义又具一定工程可实现性的区域——南极-艾特肯盆地被选中。
“尽管前期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心里还很忐忑。”在于登云眼里，一路奔向月球的嫦娥四号，就像自家独自出门远行的孩子。孩子平安到达目的地前，他的心始终悬着。
2019年1月3日，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了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美国宇航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发来了贺电：“这开创了人类的一个先河，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
“嫦娥五号发射成功将有望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的四个‘首次’”
此次由长征五号遥五火箭成功发射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的任务是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这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于登云介绍，嫦娥五号发射成功将有望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的四个“首次”，首次自动在月球地表进行月球土壤的采集；首次在月球表面起飞；首次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上完成对接与采集物品转移；首次带着月球土壤用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本月初，国际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曾刊文介绍嫦娥五号任务，文章指出，如果任务成功，这将是继60、70年代美苏执行同类任务以来，再有月球物质返回地球。文中，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行星地质学家Carolyn van der Bogert评论说：从月球上返回样本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能力，将（月球探测）提升一个水平。
嫦娥五号为中国探月工程第三期项目之一。三期工程“回”，目标是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并开展月球样品地面分析研究。由嫦娥五号、六号任务组成；二期工程“落”，目标是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等，由嫦娥二号、三号、四号任务组成；一期工程“绕”，目标是实现绕月探测，由嫦娥一号任务组成。
据国家航天局网站近期公告显示，嫦娥七号任务已经开展载荷竞争工作。公告称，根据探月工程四期总体安排，嫦娥七号任务拟于2024年前后实现在月球南极着陆，开展极区环境与资源勘查。这也意味着中国探月第四期工程的脚步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做科研就像挖井，选准了方向，踏踏实实地做，就一定能挖出水来”
搞科研，于登云建树颇丰；带学生，他同样有一套。
作为导师，于登云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和博士。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学生关怀入微。这是弟子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于登云带着潘博做博士论文。有一次，论文某个章节里，有个特别复杂的算例，由一大堆的公式组成。于登云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差错：公式里多了一个负号。
“出错的公式，只是其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一般人如果不认真验算一遍，根本看不出来。”潘博说，于老师扎实的学术功底可见一斑。
尽管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每次指导学生，于登云都格外走心。
“读博时，我写的每一篇文章，于老师都通篇修改过，经常是‘满江红’，特别‘惨烈’。”于登云治学的严谨，潘博感触颇深。学生数十页的论文，大到文章的研究逻辑、结构框架，小到论文的标点、遣词造句，引用文献是否熨帖，分析解读是否恰到好处，他都细致审读，逐一把关。
搞科研，于登云信奉一个字：实。
“做科研就像挖井，选准了方向，踏踏实实地做，就一定能挖出水来。”他经常结合自身经历告诉学生，航天工程要求高，任务风险大。一个小马虎，就能毁掉几代人的心血。
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磊曾跟着于登云读博，每月都会约好时间，讨论论文和研究进展。
有次，约定好的时间，撞上一个重要会议。于登云就让张磊抓紧会议间歇时间去找他。
见面地点是在于老师车上。一上车就看到他拿着饼干在吃，张磊于是就问：“您还没吃午饭吧？”
“没吃呢，等会有个比较急的会，我们先看论文。”于登云一边嚼着饼干，一边认真审读论文，然后耐心地一句句给张磊分析不足，完善研究计划。
“跟着于老师做科研，感觉特别幸福。”张磊说，10年过去了，这些细节仍清晰地印在脑子里。
点点滴滴间，航天人那种“严慎细实”的作风和精神，就这样传递给了新一代。
在学生眼里，于登云还是个特别乐观的人，脸上常挂着笑，即便他承载着很大的科研压力。
“于老师很少批评人，总是从正面引导大家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出来。”学生赖松柏说，这种乐观的精神，很好地消除了大家面对复杂科研任务时的畏难情绪。
商业航天应聚焦前沿创新和卫星应用
针对最近几年很多商业航天公司成立，也获得了一些进展。于登云表示，商业航天是航天事业的一部分，国家也在支持，我相信会不断发展，是航天事业的一个补充。而且商业航天模式可能对国家主导的传统航天企业也有一些促进，例如在人员流动、运营模式等方面，促进我们进行一些创新和改革。
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比以前有进步，但我觉得还需要政府积极引导。现在商业航天企业很多，但规模基本都很小，做的事情太集中、太相似。商业航天在航天发射方面，可以做一些验证性发射，例如小型航天器、元器件验证等。在卫星领域，也可以通过一些立方星、小微卫星等，进行一些新技术验证性工作。更多的是，商业航天企业能不能在后端多发力，把现有的卫星数据用好，在应用环节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商业航天可以站在国家航天已有成果的肩膀上，在还没完全做好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星数据的应用，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包括小众用户的特殊需求等，产生更多的效益。
追梦路上，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于登云追逐“航天梦”的经历，坎坷而富有戏剧性。
1961年，于登云出生在湖南绥宁一个普通的农家。13岁初中毕业后，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爱才的初中老师找到已经工作三年的于登云，劝他继续考高中上学。刚上完高一，他因病休学，又在家休养了整整一年。病好后，他原来所在的高中因故取消。1979年，于登云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
1981年，于登云以绥宁县高考第一的成绩顺利考上华中工学院（即16877太阳集团）。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上，装备有先进导弹的部队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前通过。这一盛况征服了他的心，“航天梦”的种子从此种下。
随后，他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当时，这是航天部惟一的重点大学。稍经波折后，他如愿进入了航天系统工作。
于登云用金属学中的“调质处理”来形容自己的经历。在武汉上大学是“加热”，在哈尔滨读研究生是“淬火”，在北京工作是“回火”。不同时期的锤炼，成就了一块“优质钢”。
于登云觉得，吃得苦、霸得蛮的“湖湘性格”，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契合度非常之高。
谈及种种经历，于登云用的最多词是“感恩”。他庆幸赶上了能最大限度追逐梦想、发挥作用的美好时代。
于登云从事航天事业30多年。他说，航天事业干得越久越热爱。但当谈及亲情、工作和生活的取舍时，他在采访现场两度哽咽落泪了。
连声抱歉自己的失态后，于登云又连连表达了对家人的愧疚和感激。因为工作原因，父亲和母亲去世时，他都不在身边。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对家庭必然有所亏欠。但他说，家人对自己特别理解，也很少来打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
（图片及文字来自：华声在线、中国网、新京报、网络）
